宋徽宗虽说治国昏庸无能，但在艺术方面，却是中国2000多年346位帝王中最富艺术气质且才华横溢的皇帝。他不仅十分重视文化艺术，还专门设立翰林书画院。他本人精通琴棋书画、广泛涉猎诗词歌赋，尤其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更是无与伦比。其画“冠绝古今之美”，堪称画坛巨匠。其书法自创的“瘦金体”，笔势瘦硬挺拔，字体修长匀称，自成一家，流传千年。除丹青、书法外，于茶论、琴棋等均有精深造诣，以致被后人评为“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本文言及的是这位赵家皇帝生前精于茶艺时，尤为对一种瓷器格外垂青，即建州一带建窑烧制出的建盏。从其钟情建盏的二三个故事里，可窥见赵佶具备极高的文化艺术修养。

斗茶之风始于唐代，盛于宋朝。这时的人们刚刚经历了大唐盛世，物质极其繁荣，社会开始抛弃了原来只求“励志图强”的物质价值追求，上升到一种渴求精神满足的探索之中。

斗茶之风始创于以贡茶闻名于世的福建省建州茶乡。地处闽北的建州是北宋首开斗茶风俗之地，这是因为此地盛产极品茶叶“建茶”。当时斗茶所用的茶叶，大都为建茶中的白茶。朝廷于是在这个地方建立了完善的贡茶制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评定茶叶品位高下的形式规矩，斗茶之风由此而生。每年春季新茶制成以后，“斗茶风”初始时，是茶人比茶优劣的一项赛事活动。

每到斗茶季节，除了茶农外，文人雅士亦乐于汇聚至此“斗茶斗诗”。特别是著名茶学家、北宋大臣丁谓、蔡襄、熊蕃先后在建州任过督造贡茶茶官，他们将建州北苑“点茶、斗茗”雅趣游戏推荐到朝廷。喜好茶艺的赵家皇帝视为风雅，则进一步把这种高雅娱乐形式推而广之，于是斗茶盛行朝野。从高居庙堂之上的皇亲贵戚到行吟泽畔的骚人墨客；从策马御轻的公子哥儿到引车卖浆的平民百姓，无不以斗茶为乐事，形成了“一日不可无此君”的比屋之饮。

宋徽宗常邀皇亲国戚及近臣一起欢聚，沉湎于点茶、斗茗乐趣之中。现珍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幅《文会图轴》乃是宋徽宗亲自绘就的镇馆之宝。《文会图轴》具体描绘了北宋时期文人雅士品茗雅集的一个场景。地点是一所皇宫庭园，旁临曲池，石脚显露。四周栏杆围护，垂柳修竹，树影婆娑。树下设一大案，案上摆设有果盘、酒樽、杯盏等。八九位文士围坐案旁，或端坐，或谈论，或持盏，或私语，儒衣纶巾，意态闲雅。竹边树下有两位文士正在寒暄，拱手行礼，神情和蔼。

在大案旁边专设有小桌、茶床，小桌上陈列茶盏、盏托、茶瓯等物，一童子手提汤瓶，意在点茶；另一童子手持长柄茶勺，正在将点好的茶汤从茶瓯中盛入茶盏。床旁设有茶炉、茶箱等物，炉上放置茶瓶，炉火正炽，显然正在煎水。此种情形，则真实地再现了皇家宴席上的一道用绝佳的龙凤茶饼点将出来的乳茶，仕女双手捧着盛满如乳汁般茶汤的黑釉茶盏，敬献客人。由于此画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北宋大型盛宴的情景，因而，此画成了极其珍贵的传世名画。

宋徽宗赵佶精于茶道。他不仅喜好品茗斗茶，还亲自撰写茶书，这在几千年的历任皇帝里也是绝无仅有的。大观元年(1107)宋徽宗撰写的《大观茶论》，原名《茶论》，为赵佶所著的关于茶的专论。因成书于大观元年(1107)，故后人称之为《大观茶论》。全书共二十篇。作者在书里就北宋时期建茶茶饼的产地、采制、蒸压、制造、鉴辨、乃至团茶的罗碾、点茶用的盏、筅、瓶、勺、水和斗茶要诀等均有详细记述。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他将冲泡七道茶的要领均有详细阐述。

特别是在书中《盏》的论述中，根据蔡襄著作《茶录》里写的：“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更是直言夸赞建盏道：“盏色贵青黑，玉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宜立，易于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得击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小大。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说的就是建窑出产的兔毫盏。他明确指明：茶盏的釉色要青黑，状如玉毫的兔毫斑纹线条需清晰、细长。毫斑愈清晰愈长为上品。

皆因建盏的黑艳釉色正好迎合了当时建茶的点茶、斗茶的方式，博得宋徽宗格外垂青，在皇帝广而告知下，一时荣盛至极。建茶与建盏成为宋代文人点茶的绝佳组合，建盏与建茶的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共同成就了宋代茶文化的一段佳话。迄今从挖掘出来的宋代建盏底部屡有发现刻有“供御”等字样之物，就是明证。